本来民族的概念是一个认同的概念，但老是以国家的名义发话起不到认同的作用。

[49]但是，不应由此就否定其独特优势和广泛应用的潜力。第82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

虽然相比传统的命令控制手段，信息沟通的成本较低，但毕竟仍需要一定投入，因此对它的应用仍要考虑到成本-效益合算问题。[2]迄今为止，发达国家在运用风险信息沟通工具达成规制目的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对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和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36]总之，正如信息沟通技巧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分歧，信息沟通本身也不可能消除全部现实问题。通过社会调研等方法，主动了解影响信息源可靠程度的情况，如信息来源——可能是政府、研究者、甚至风险制造者和风险受害人——的专业知识技能、诚信记录、可能影响判断中立性的利益牵涉情况等，[39]并在设计沟通方案时将此调查结果考虑在内。[46]例如，我国《食品安全法》第17条规定：……对经综合分析表明可能具有较高程度安全风险的食品，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并予以公布。

这些方面的考虑因素综合起来，即谁以何种方式向谁说什么（who-what-how-whom）。[44]而且还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专家们并不是一个与公众完全隔离的封闭群体——作为诚实的代理人，专家既可为规制者服务，也可为被规制企业、利害关系方或一般公众服务。例如，在论及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与治安管理行为[11]的辨别时，作者共引用了9个案例，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2个，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请示答复2个，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2个，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1个，《中国青年报》报道的2个。

[8] 方世荣：《行诉受案范围的局限性及扩展》，载《法制日报》2012年3月21日第4版。这种体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行政诉讼法教科书具备了《行政诉讼法》释义书的功能，但与一些资深行政法官所撰写的释义书相比，学者的教科书又因缺乏实际案例和法院内部争论而丧失了潜在的吸引力。二是法院判断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标准。因此，地方的行政审判创新实践和相应的规范文本也应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22]二是所引规范文本的局限。[4]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作者自序第1页。

这种视角所关心的已经不仅仅是纯粹文本层面上的行政诉讼法，而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行政诉讼法，它试图向读者传递的信息是法院实际上是怎样处理的。如同学术研究应当反哺课堂教学一样，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成果也应当反哺行政诉讼法学教科书之中。[13]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238页。何著在知识纠偏上已经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似乎还没有做到极至。

除了重点论述行政判决之外，作者还分别设置两章专门论述了停止执行、先予执行等临时性救济以及诉讼成本的分配、协调处理、司法建议等判决之外的处理方式。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完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明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制定简易程序审理规则，随后又发布了《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对简易程序试点的具体运作提出了若干意见。[23] 参见江必新：《积极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7月23日第5版。作者对司法审查根据理论进行了重构，认为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根据包含主体合格、条件符合、事实有据、程序正当及处理得当[5] 等五个方面，并分别设行政职权、行政程序、行政证据等三章加以论述。

一、行政诉讼法教科书：体例创新与视角转换在当下中国部门法学的学术版图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渐入佳境的刑事诉讼法学及民事诉讼法学相比，行政诉讼法学无论在研究的广度抑或深度上都难以望其项背。[9]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64—466页。

综观何著，作者对个案的运用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主题的重复和方法的滞后造成了学术研究整体水准的落后，自然也影响到教科书编撰的整体水平。

例如，在第四章受案范围中，作者在简略叙述《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外，还非常详尽地论述了受案范围在实践中的扩张。[15] 余凌云：《行政法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客观摹绘当下中国行政诉讼法的脸谱呢？或者说，行政诉讼法的教科书应当怎样向行政法的研习者进行叙事呢？青年行政法学者何海波教授历时两年撰写的新著《行政诉讼法》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行政审判工作关乎行政法治事业的发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晴雨表。尽管何著可能还存在上述缺憾，但其理论贡献却是极为显著的。例如，在叙及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或功能时，一般的教科书大多停留在纠纷解决、权益保护及监督行政的争论上。

[12]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172页。例如，传统行政诉讼法教科书一般都会辟专章或专节论述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何著虽然在第三章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中专门论述了作为行政法渊源的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但这并不能取代对行政诉讼法基本原则的表述。

作者在自序中即尖锐地指出：没有对行政法案例的广泛阅读，坐在书斋里引经据典的学者是无法想象实践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问题的。[16] 胡玉鸿：试论法学教材的编写目的，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从这个角度来看，何著对规范文本的引用还具有提升空间。在时下的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中，存在诸多引人深思的现象。

四是各方当事人应当遵循的程序。遗漏的内容既包括传统教科书的知识，也包括当下正在发生的知识。就其使用的个案素材而言，不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及《人民法院案例选》所刊载的典型行政案例，而且还囊括了全国各地法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行政裁判文书，甚至还引用了报纸及网络上的个案报道。行政法学者则通过著述论说，推动行政诉讼法理念的更新和知识的传播。

注释:[1] 龚祥瑞主编：《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虽然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行政案例研究，但所选择的行政案例的范围还比较狭窄，中国行政审判实践中更多的丰富元素还有待深入开采。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的是，行政诉讼的很多制度创新都经历了一个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即先在局部地区取得成功再向全国推广。[18]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正如欧洲法社会学的巨擘埃利希在阐释法社会学原理的精髓时所言：在当代以及任何其他的时代，法的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学或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作者指出：内部行政程序虽然不像外部程序直接涉及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但它深刻影响乃至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权益。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尽管何著的编撰体例有较为明显的变动，但整体上并没有背离行政诉讼的知识传统。在论及排除重复起诉的既有程序[13]时，作者则通过案例援引总结了实践中所存在的更多法外情形。即使是那些被奉为现代程序核心要素的外部程序，也需要通过内部程序的纽带才能运转，其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程序的建构。

但受民主合法性、专业知识的局限以及通过司法确立规则形式上的不足，行政诉讼发展法律必定是有限的，也应当是有节制的。[2] 作为一名与作者具有相同研究旨趣的学者，笔者认为，该书是二十年来国内不可多得的优秀行政诉讼法教科书，其著述风格、研究进路及观点创新都值得学界关注。

综观其内容，这种体例安排绝非简单的章节重组，而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为此，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对该书进行解读，希冀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诉讼法能够获得在微茫中坚守法治、在焦灼中等待正义（作者提记用语）的人们更为密切的关注。

例如，在论及行政不作为[12]时，作者通过6个案例的引用阐释了行政机关具有法定职责、当事人具有请求权、当事人提出请求、行政机关不履行等针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四个要件。尤其是在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类教科书大体上只能告诉读者，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在文本意义上是个什么样子，却不能回答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在现实社会中是个什么样子。